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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蕴山:身怀团结法宝的“智多星”     可玥    2019年08月08日11:21

朱蕴山(1887-1981),名正锟,号蕴山,安徽六安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4月6日,上海《新闻报》头条版位刊登了一条独家新闻,大字标题为:《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刘仲华实际是刘仲容,此标题为当时报道有误)。字里行间透露了从北平来了四位“神秘客”,“他们来与和谈有关”,还特别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这则报道震动了南京、上海新闻界,记者们四处奔波,到处打听“神秘客”是谁。这位留有仁丹胡子的神秘人物,就是肩负推动和谈任务的民革创始人朱蕴山。

参与筹组进步组织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引起了各方民主人士的不满,痛感“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争取民主团结”,团结起来的呼声日益增强。朱蕴山长期参与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为人热情、坦率,思路开阔,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秘密筹备的联络工作,他先后参与了民盟、民联、民革的筹备工作。

1943年,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适应反蒋斗争的需要,朱蕴山与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他和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交换意见,打算用座谈会的形式,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召集起来,以座谈形式,沟通思想,团结民主同志,争取抗战胜利。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座谈会举办初期没有名称,也没有固定主持人,座谈的地点是以个人名义借用的公司、银行、商号的办公场所,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私人住宅。一般每月举办一两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发pk10,参与座谈的同志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政治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朱蕴山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共10人建立了筹备小组。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住宅正式成立,朱蕴山成为会议选出的中央临时干事会成员,后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开始筹划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因为朱蕴山具有组织筹备民盟和民联的丰富经验,于是决定请他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其实早在民联成立后不久,朱蕴山和李济深、冯玉祥、张澜、刘文辉等人在重庆就有过详细讨论,准备将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联合成为一个组织,以便集中力量分化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10日,朱蕴山乘飞机离开重庆,先是到达南京,进而随李济深到达上海,加紧联系各方人士,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筹备工作。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提出了挽救时局的7点主张,明确了筹建组织的指导思想。朱蕴山紧随其后,也准备由上海前往香港,协助李济深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建立起来。但由于形势紧张,朱蕴山只得佯称飞行员家属,秘密乘机抵达香港,由张克明、冯伯恒等人迎接住进陈济棠胞弟陈树渠家。到香港后,他立刻投入到筹备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工作,拜访已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与他们交换意见,商讨各项筹备事宜。经过多次集议,大家决定以李济深、何香凝的名义,函信约在上海的民联负责人来港,参与筹备工作。那么,谁来负责将密信送到上海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蕴山。他先后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联等组织,交友广泛,对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为人又豪爽豁达,急公好义,孑然一身,不治家产,一旦遇到重要任务需要进行联系时,总是请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个“神行太保”的雅号。朱蕴山无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选!于是乎信的末尾注明:“详情由蕴兄面报。”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张克明、冯伯恒等人,都十分担心朱蕴山的安全,纷纷劝他先观察局势,不要贸然前去上海,但朱蕴山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对此毫不畏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订购赴沪船票。不料,开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电报,称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险,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经与李济深、梅龚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终不得不取消,改为通过其他途径传递信息。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朱蕴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以政治委员会代主任的名义起草了《民革军事工作要点》,指出:“除要积极加紧政治工作外,并应积极加紧军事工作,配合友军同时并进,以期缩短战争过程,使蒋介石反动集团提前奔溃。”他提出要吸收以往军事工作的沉痛历史教训,对军事策反对象“务须调查其平时对地方人民有无罪恶,认为可以改过自新,必须有行动保证,方可收容”,还要全面观察,“特别注意中、下级,不可专靠上层拉拢”。1948年底,朱蕴山与李济深一同北上,到达了解放区。

足智多谋的“仁丹胡子”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飞往北平。4日下午,周恩来到北京饭店,与李济深碰头交换意见,随后即与朱蕴山等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由朱蕴山与刘仲容、李民欣、刘子毅一起秘密前往南京,敦促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和平谈判协定。出发前,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盒名片交给朱蕴山,嘱咐道:“只要国民党军政要员留下不走,解放军过江后,见到名片,均受保护。”接受任务的次日,朱蕴山等人就飞往南京。

4月5日,南京天空晴朗无云,飞行十分顺利,朱蕴山等人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直接被秘密安排入住南京大悲巷白崇禧公馆。没想到,第二日就被密切关注和谈的媒体捕捉到了蛛丝马迹,并在报纸上被公开报道。因需机密行事,朱蕴山等四人深居简出,分别见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人,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劝其认清形势,结束内战。同时,他们还做了大量争取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工作,并深入细致地了解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情况。

对于李宗仁,朱蕴山曾说:“李济深看在老朋友份上,在这最后关头还是要拉他一把,我这次来就是这任务。”当了解到蒋介石虽然隐退,但仍在幕后控制大权,“划江而治”是其能接受的最后方案后,朱蕴山立即向中共中央进行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旋即电报指示:“俟朱蕴山等北返后,条件均可再议。”中共中央此种策略处理,主要是出于对朱蕴山等人安全的考虑,这让朱蕴山深受感动。

鉴于这种情况,和平谈判势必破裂,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已决定留在北平。为防止蒋介石扣留代表团家属为人质,朱蕴山在准备离开南京时,还秘密将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人带回北平。他精心安排,嘱托傅学文不要带任何行李,佯作到机场为自己送行,在飞机起飞时,让傅学文与代表团一起登上飞机,返回北平。

虽然和谈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朱蕴山等人此行的工作却深入人心。于右任见大势已去,黯然离开南京前给沈钧儒先生写信道:“蕴山、泽霖两兄来,晤谈甚快。大示对国家安危、人民疾苦殷切关怀,实深感佩!”从信件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朱蕴山的工作确实打动了于右任等人。

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民革之所以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朱蕴山,是因为他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政治工作中非常细心,懂得讲究工作方法,善于细致地考察多方因素后制定策略,有方法、有技巧地解决各种问题、完成组织任务。

1948年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分批进入解放区,共商国是,筹备新政协会议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相关事宜。李济深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中共的邀请名单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名列首位,但港英当局对其严加监视。

朱蕴山为了帮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安全离港,北上奔赴解放区,他绞尽脑汁设计了请客障眼法、敷衍障眼法、小艇游览法、迂回上船法、夜色障眼法等一套隐蔽的掩护措施,并把出发时间选在了港英当局的圣诞节放假期间。出发前,朱蕴山陪同李济深、何香凝等在海湾码头登上游艇,佯装散心,又带着酒肴与李济深一起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入夜以后,借着暮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阿尔丹号。为躲避海关检查,他们一起栖身于船长室。虽然海上有舰艇盘查,天上有飞机盘旋,阿尔丹号还是有惊无险地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

从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7日,历时12昼夜,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大连港。

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朱蕴山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民革代表,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筹组政务院时,周恩来曾提出希望朱蕴山到内务部担任副部长,但他认为自己40余年为之奔波流亡奋斗的愿望已经实现,提出做一名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朱蕴山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作为民革的一位主要创建者,朱蕴山连续担任第一至第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出于对民革组织的热爱,他自愿担任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对民革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广大民革党员的拥戴。当时,民革领导层各方面人士都有,有政治大发pk10家,有军人,还有诗人,他们的看法、想法、做法总是有差异的,有时也可能发生某些不愉快。朱蕴山承担了沟通思想、消除私见的工作,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同志之间更加团结亲密,组织建设工作不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民革二大确定了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也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确定了民革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但组织路线问题仍然未能解决。针对“本党民主同志”范围的问题,朱蕴山经过深入调研,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革组织方面的工作,指出民革“以团结国民党中层分子为主,并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中与国民党有若干关系的文教、工商、专门技术人员以及妇女界进步分子。至于国民党上层个别的进步分子,我们也要竭诚地争取他们参加组织。民革在统一战线中就在于团结这一部分群众来执行共同纲领。”

此后,朱蕴山还带领民革中央组织部门根据民革中央系列会议精神,制定了各种组织章程,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组织的编制,制定了本年度的组织整建计划,处理了若干地方上组织的复杂问题,选派了地方筹备机构负责人选。到1950年11月,民革在国内建立了两个大行政区的组织,10多个省市组织和3个海外组织,超过了原来的整建计划。1951年2月5日,民革第48次中常会通过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以及《关于发展组织的实施方案》,不但指出了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会后,朱蕴山等人分赴国家机关和各地进行座谈、宣传和动员,积极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地方各级组织机构。

1951年,民革组织发展工作聚焦国家机关部委,朱蕴山等代表民革到各国家机关向部领导提出发展组织的要求,大力推动国家各级机关中民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和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监察委员会、政务院、海关总署、交通部、内政部、司法部、工会、人民银行的民革小组先后建立。在政务院民革小组成立会上,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在讲话中说:“民革同志在政务院与各友党团结得很好,小组成立后,更加密切团结,从国家大事到岗位工作,都可以充分交换意见,把工作搞得更好。”

为推动各地民革组织发展,朱蕴山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对比新旧两个中国,朱蕴山感叹新中国建立后祖国各地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创作了很多诗篇。1952年春,他来到合肥,正值皖南、皖北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前往六安、霍山一带参观的途中,看到“沿途农村已从互助组开始筹备合作社,遍地红旗招展,真是一番新兴气象”,朱蕴山感到无比喜悦。对比解放前这一代人民啼饥号寒,遭土匪、恶霸、兵祸蹂躏的历史,现如今是“劳动人民力胜天”“红旗处处插秧田”。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朱蕴山参加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还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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