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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湾同胞书》铺设亲人回家之路——写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之际         2019年05月13日15:33

今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举国上下热议这个历史性文告。一首《乡愁》借着自媒体时代快速传播的帆船,迅速在民间再次流传。“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作品,是那个年代台湾同胞思乡之情的真实写照。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全文

对于经历过40年春秋的我们,尤其是已经82岁的母亲来说,上世纪那个代,她心中的乡愁却是这样的:“悠悠白云映宝岛,深深海水环台湾,日月潭、阿里山,连着国土大陆架,三十四载长相思,不识亲人今何颜。”

2019年新年伊始,中央隆重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勾起了母亲久远的回忆。40年前我们与台湾亲人相会前后的往事一幕幕浮现。

一、《告台湾同胞书》开启了回家的门。

《告台湾同胞书》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告,它是国家对建国以来,尤其十年浩劫以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及对外关系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上所形成的系列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年来中美关系解冻到建交等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之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背景下,两岸关系上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开放,是立足中华民族感情对台湾的真切情谊。它与改革开放40年并行不轨,它一出生就就带有强大的时代烙印和民族基因,具有划时代意义,注定影响深远,值得我们纪念。

1、时针回拨到1978年。

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个年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近70年社会进程中的分水岭。《告台湾同胞书》诞生在这个时代。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民众来说,发生在1980前后年的事情,已经算作历史了,而那些重要的事件,也就是历史故事。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新,拨乱反正,一切都在有序恢复步入正轨。中国人为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默默作着历史准备。从国内来讲,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改革开放作为长期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国际关系方面, 1972年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正朝着建交目标大踏步前进。1978到1979,国家一连串的利好政策,举国上下呈现出“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积极奋发的精神风貌,父母和千千万万个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惜时如金,以百倍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投身在自己的工作上。

母亲是湖南娄底人,在家兄妹9人中排行最小。1960 年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教书。1979年,母亲已在武汉工作15年。小时候,我听母亲说家族中海外的亲人很多,还有舅舅姨妈在台湾。母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那时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亲戚音信杳无。唯有舅外公李振翩1972年回国的事在国内亲戚中传开。

记得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的消息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母亲拿着一张照片对着全家人说:“中美快要建交了,我们家的长辈李振翩教授是毛主席年轻时候的患难挚友,美籍华人,医学巨匠,是中美建交的秘密使者,为中美建交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后海外的亲人应该可以一个个找到啦。”我虽不能完全明白母亲所说的海外亲戚是什么样的,也不完全能理解母亲话语的含义,但从母亲的语气和眼神中,看到了她的期盼,感受到她目光触及的深远。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与那个年代某些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似乎存在某种必然的关联。

1973年8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菊香书屋与李振翩和汤汉志夫人亲切交谈。

1949年到1978年,海峡两岸政治长期壁垒、经济隔绝、交通中断、亲人离散、音讯不通。两岸的状况是“多少父兄不能相见,夫妻不能聚首,家庭不能团圆。”。1950年之后,台湾就开始了30年多的戒严,回家的门早已关闭了。尽管如此,母亲和国内的兄姐们一直没有放弃打听远在台湾亲人的下落。

2、《告台湾同胞书》横空出世,震惊海内外。

时针很快指向了1979年。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第一天。而刊登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不是“元旦社论”而是《告台湾同胞书》。

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文告,对于很多大陆民众来说似乎有点陌生,而对于我们家庭来说,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

儿时有记忆以来,记忆中的元旦、春节,常常是以父母做一顿美食犒赏全家,再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等方式度过。而1979年元旦这天,我们一家人早上9点左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随后父母买来了《人民日报》,映入眼帘的头版头条刊载《全国人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取代了延续多年的“解放台湾” 提法,“尊重台湾现实情况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通过两岸的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立”等主张跃然纸上,首次提出了“三通”倡议。母亲特别高兴,心中荡漾着喜悦,一边读文告一边说,“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大动作不断,今天的文告主动打破两岸30年来的隔绝,亲人相见有盼头了。”

3、“家书” 召唤同胞亲情。

与以往的《告台湾同胞书》不同,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既是对台湾当局的更是对台湾同胞的。海峡两岸的政治封锁和军事对立,远在台湾的亲人当天能看到这个文告了吗?我们依然不得而知。从后来公布资料,我们才知道,那时的台湾当局得知中美建交势不可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当局已提前做好了继续封锁大陆消息和对台湾居民更严厉的“戒严”准备。

这篇文告发布的当天,大陆就停止了对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从此海峡上空没有了硝烟。来自大陆的和平姿态一览无余。,台湾当局当天下午的应急回应是 “三不政策”(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和更严的“戒严禁令”。面对台湾民众,台湾当局采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两党谈判,停止炮击,实现“三通”等主张。这十天内,国民党当局处于惊慌失措状态,《告台湾同胞书》动摇了其“反共戡乱”体制基础,国民党当局正值内外交困时期,既无法拒绝大陆的”和平统一“呼吁,又承受着海内外华人舆论的巨大压力。

《告台湾同胞书》刚发表的头几年,人为横亘在两岸人民之间30年的心里屏障绝非那么容易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善意表达也存在观望心态。1980年,台湾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发展轨道,大陆也进入改革开放的初始期,万象更新。当年,两岸的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治理方面差异和差距客观存在。台湾当局严控、民间观望、两岸差异,信息不通,诸多因素困扰着两岸同胞的交流。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最感动人的亲情喊话与呼吁犹在耳边:“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告台湾同胞书》似“家书”的语言感召了台湾同胞,赢得了台湾同胞的心。

看似平静的海面,潜藏的浪潮慢慢涌动。最先的回应来自民间,来自那些胆大的先行先试者!谁也没有想到,《告台湾同胞书》发出后300多天,母亲远在台湾的长兄刘大刚先生已经开始了回大陆寻找亲人祭奠先父的计划了。

二、《告台湾同胞书》铺设归来路。

1、先行先试,来自民间。

刘大刚出生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是母亲的长兄,1937年北京大学国文专业毕业,1938年考上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秘书,1945年9月年参加重庆谈判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12月份,刘大刚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择道回到故乡湖南娄底,与年仅8岁的母亲第一次相见,没想到兄妹一别就是34个春秋。

据母亲回忆,在湖南相见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刘大刚先生到台湾后不久离开军界,任教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并创办九阳杂志社,任社长。他通过香港的学生,获悉《告台湾同胞书》,又得到1980年10月7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他怦然心动,毅然决定10月回大陆寻找亲人,祭奠辛亥先父。他将这一筹划告诉表姐谭祥(谭延闿的女儿、陈诚的夫人)。作为重要物件,谭祥将一幅红梅国画及谭延闿为其外甥女唐蒲玉(刘大刚妻子)题词的扇面照片赠送给刘大刚。

尽管刘大刚先生回家之行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和自证身份的物件准备,完全没有大陆亲人的线索,独自直接回大陆的想法着实令人吃惊。他台湾的妹妹和儿子虽然理解他的心情,仍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担心他会遭遇台湾当局的阻挡,对大陆不了解,也怕进了大陆出不来。一切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事后多年,每当亲人们提起这件事情,都说,刘大刚先生这次出行着实让台湾的亲人们为捏了把汗!

2、毅然决然,横海归来。

刘大刚先生1980年10月中旬参加了一个赴菲律宾观光的旅行团,旅行团返台途经香港时,他离团来到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办成了入境大陆手续。怀揣30年心血的著作——《辞海英华》、红梅国画及扇面照片,他顺利地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他从罗湖口岸进关,到广州后转乘京广线进入湖南。

刘大刚先生的著作《辞海英华》(陈立夫题词)

藩篱依旧,亲情、人心却无法人为隔断的。1980年,极少数台胞选择在香港、美国等第三地与大陆亲人团聚。从官方公开的消息层面看,1980年前后,直接回大陆与亲人团聚的台胞没有。对祖国的怀念,对故土的思念,对亲人的眷念没有阻挡他回乡的脚步。刘大刚先生公开教授身份,在完全没有大陆亲人音讯的情况下,只身从台湾出发、绕道菲律宾、经香港、广东返回湖南探亲祭祖,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尽管前路险阻,他义无反顾。

他后来的诗文中“横海归来”四个字,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和胆识。他回大陆的时间比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政策出台整整早了7年。他绕道菲律宾经香港返回大陆的举动,无论从时间、形式和意义上看都非同一般。他是一位有胆识、有主见有预见的人。他的举动令我们钦佩。

2、亲人相见,泪湿衣襟。

湖南省委接到广东省委发来的湘籍台湾教授刘大刚回湖南的消息后,感到十分突然。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为其接风洗尘,安排他下榻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高干疗养区,给予这位来自台湾的湘籍学者相当的礼遇。刘大刚先生只记得长沙坡子街洪家井岳父家的地名和娄底万宝坪的故乡。湖南省委立即启动寻找亲人。

10月下旬的某一天,母亲在武汉突然收到湖南省委转寄的含有长兄刘大刚笔迹和照片的一封信,这突如其来的信件把她惊住了。母亲手捧阔别34年大哥的来信及照片,看着“相见在急”的字句,泪水涟涟。单位以出差名义批准母亲和父亲迅速赴长沙与长兄相聚。到了长沙,母亲才了解事情的始末。

母亲与兄长在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高干疗养区疗养房间相见。“我一进门,跑上前,大舅就紧紧地抱着我,我的眼水哗哗直淌,大舅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轻声地说着‘扁姑姑,扁姑姑,不哭,不哭。’这亇情景,至今忘不了。198O年,我已43岁,没想到,我8岁时听到的那声扁姑姑的亲昵称呼,大舅也记忆不忘。我原名刘雯青, 1946年春节时,大舅给我改名刘莹,一直伴我终生。我激动无语,恍如隔世。”母亲激动地回忆相见时的情形。

就这样刘大刚与妻女、弟妹团聚了。

1980年10月刘大刚(第一排左二)与母亲刘莹(第二排左二)、父亲乔钟鸣(第三排左二)及弟弟乔正(第一排右一)等亲人在湖南长沙相聚。

随后,许许多多的亲人来到了长沙,阔别后的伤感与相见时的欢乐交织在一起,30年两岸亲人要说的故事、要聊的家常说也说不完。

三、《告台湾同胞书》彰显民族大义。

1、宾至如归,诚挚礼遇。

刘大刚先生此行目的是祭扫父亲刘运龙(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是黄兴的学生,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老先生是战友。湖南省委宣传部、统战部得知外祖父是黄兴学生,是辛亥志士、同盟会员这一信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安排母亲、刘大刚等兄妹四人在长沙拜会病卧在床的黄一欧老先生。一欧老先生口齿清晰地讲述着外祖父在江苏苏州辛亥革命和南京二次革命中的事迹,对外祖父的革命精神和英勇善战事迹赞叹不已。刘大刚先生曾于1920年见过一欧老先生,60年后的重逢令两位老人无比激动。不甚遗憾,三个月后,1981年1月,一欧老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次短暂的拜晤具有历史意义,也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湖南省委获得刘大刚兄妹的辛亥后裔身份后,立即安排了后续的行程。省委宣传部、统战部派专车护送刘大刚兄妹一行4人回乡祭扫。

刘大刚先生的祖籍是湖南娄底市万宝坪新屋里,以前属于湘乡地区,是一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小村庄。那时交通不便捷,万宝坪与外界隔绝,出来的人很少愿意再回去。1952年到1980年,母亲整整28年没有回过故乡了。当母亲陪着长兄刘大刚、大姐刘苏南、三姐刘齐平踏上回乡之路时,汽车颠簸,山路弯弯,心情凝重,阔别近30年的故乡情涌上心头。

接到省委的通知,娄底市委加派专车迎接,涟源县委派车领路,一路风尘,三部专车开进了小山村。

2、相聚故里,乡情依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娄底信息封闭,刘大刚先生作为一位在台湾生活了30年的国民党少将,返回故乡,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2019年初,我陪母亲在娄底万宝坪过春节,见证了这个说法。

春节期间,但凡与母亲相见的万宝坪老人们,没有一个不提起当年刘大刚回乡祭祖的事情。这些老人家中,有一位老村支书的叙述较全面地还原了当年的情况。这位老人就是76岁的刘建平。

建平老人详细地回顾了他当时作为民兵队长,如何接受公社指派,“寸步不离”陪同刘大刚的经过。他操着浓重的乡音说,当年才36岁,从来没有见过刘大刚,对坊间流传甚久的有关1962年台湾反攻大陆,刘大刚将带军队回湖南倒是早有耳闻。面对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老教授,刘建平诧异之余,依然保持着民兵队长的高度警惕性。他借着询问台湾物价、西服款式、及两岸贫富比较等话题,顺势触摸刘大刚先生的西服、领带、衣领,以排查是否藏有设备。“刘大刚先生才思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象他原来想象的模样。”,刘建平老人笑着说。母亲说,她当时一直陪伴在长兄身边,对这位民兵队长的举动感到十分奇怪。

2019年春节,湖南娄底万宝村刘建平(左一)老人为作者(中间)及母亲刘莹(右一)讲述1980年接待刘大刚返乡细节。

“当三部小车驶入万宝街道,小小的山村沸腾了,老人拄着拐杖来了,小孩扯着大人的衣角来了,村干部来了,远近闻名的乡亲都过来了,流泪的、喊叫的、拉扯的……,围得水泄不通。”,母亲边回忆边叙述。那天下着雨,道路泥泞,母亲一行约10人中午抵达万宝,在刘氏祠堂吃中餐,在万宝公社的招待所歇脚。放下行李,母亲安排亲房,将长沙购买的点心为见面礼,送给每家每户,然后就直奔曾经住过的地方——新屋里。

3、山咽水呜,祭奠先父。

新屋里是明清建筑,母亲一行在轿厅里与乡亲们见面。他们叫着刘大刚先生的乳名石民,问长问短。人群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拿着她全家合影交给了刘大刚先生,老妇人说她的老头子刘翰勋30年前丢下她去台湾了,自己熬白了头,累弯了腰,不见一面死不瞑目,希望找寻那个远走台湾的老伴。在近2小时的会面中,刘大刚先生有感乡情乡愁,决心回台湾后鼓励在台湘籍人士早日回乡团聚,以了情缘,以解乡愁。

随后兄妹四人来到其祖父刘柏棠、父亲刘运龙家族墓地,时过境迁,墓地早已夷为平地,甚为伤感。他们只能站在田间地头,仰望青山,寄托哀思。刘大刚先生当即写下祭文,予以缅怀,当时的心情真可谓“山咽水呜 ”。

维公挺生 歧嶷不群 师事孙黄 早棣同盟

时值鼎英 兴汉灭清 涤山荡野 风怒雷鸣

苏州之役 攻研警政 躬率死士 倡义吴门

程督内降 清廷外惊 南北议和 民国定鼎

功成身退 穷年飘零 贲志以殁 旧迹渐泯

兹当辛亥 七十周年 横海归来 吊公英灵

山咽水呜 风悲日熏 别奉榇寝 放水之崙

亭亭华盖 郁郁佳城 烈冢永奠 与国共宁

针对这个现状,刘大刚先生向湖南省委宣传部陪同的同志询问谭延闿的墓是否存在。湖南省委十分重视,后来全国开展此类普查性质的统战工作。谭延闿墓建在紫金山孙中山墓旁,文革中被损,1981年得以修复。

四、两岸亲情共筑精神家园

刘大刚先生1980的故乡行是我们家族的分水岭。随后家族发生的变化多源于此。

1、交流共识,致力两岸交流。

在湖南的几天,母亲与长兄刘大刚先生就两岸关系,台湾的走向及长兄委托的事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2019春节期间,母亲非常清晰地叙述当年兄长刘大刚先生与她交流的几件事情:一是在重庆军政部工作期间,刘大刚参加过重庆谈判的具体工作,在机场迎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才智无比敬佩。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作为学者,他写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二是面对上世纪80年代台湾高速发展的繁荣景象,他说台湾虽位居四小龙阵营,但“台湾不是藏龙卧虎之地,两蒋之后无人才”,台湾经济的持续繁荣不能离开大陆,台湾的前途只有统一才能可持续发展。三是去台湾之后不再从事军政部任职工作,除了教授国文,就是用自己毕生心血完成了《辞海英华》的编撰,希望在中华文化传承上做出贡献。1981元旦,刘大刚先生还专门另写委托书给母亲,希望在大陆出版该作品。四是湖南娄底故乡行,见到了阔别的亲人,感受到久违的乡情,收获满满,父亲的墓地消失在水田下比遗憾。但作为长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大陆政府帮助修复,年事已高,修复之事都只有留给我的父母来一一处理了。

1981年元旦,刘大刚从台北邮寄委托书,希望在大陆出版《辞海英华》。

母亲对我说,“刘大刚舅舅与外公刘运龙一起经历民国的岁月,深受外公的言传身教,具有爱国情怀。他自幼聪明好学,文学底子扎实的,北京大学毕业。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当秘书,经历了8年抗战,见识广,经历过重庆谈判、“还都”南京这些民国时候的大事件,练就了战略眼光”。 “今天回看4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你舅舅当年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践的勇气。”

2、牵线联手,同胞回家。

1980年12月份刘大刚先生在湖南统战部的帮助下,顺利离开大陆返回台湾,面对广东省委、湖南省委的一系列安排,刘大刚对大陆政策的落地和持久性有了坚定地信心。他1980的回乡之行是一次先行先试,这不是简单“勇气”二字可以概括,这既是对大陆政策的自信,也是对两岸和平前途的自信,是勇气与智慧的叠加。他不愧为先晤先行、先信先足的台湾游子,是湘籍台胞回家探亲“吃螃蟹”的领头人。

有了《告台湾同胞书》这封大“家书”铺路,我们家庭与台湾亲人的小家书也就连绵不绝了。

刘大刚先生返回台湾后,对大陆的热情接待予以广泛传播。他通过书信与我母亲联系,帮助很多同胞传递信息,寻找亲人,经他联系,湘籍台胞刘翰勋也回到了娄底故乡,与他的妻子团聚了。1987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前,台湾的亲人纷纷效仿他,回到大陆,大陆的姨母也奔赴台湾与骨肉团聚,在我们家庭,两岸亲人再也没有了隔绝。

母亲也踏上一条致力两岸交流、传承辛亥文化、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之路。母亲1982年成为民革党员、湖北民革省委委员,是湖南海外侨属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帮助黄兴在大陆的长孙黄伟民牵线联系在台湾的姑妈黄振华(台湾立法委员);1987,在湖南民革的支持下,父母修复外祖父刘运龙及外祖母蒋凱卿两位辛亥志士的墓园,纪念碑落成,为家族后代瞻仰辛亥先辈、传承辛亥精神付出极大的努力,积极支持海内外后代致力爱国统一事业,深受家族后代的拥护。

1987年,湖南省民革为辛亥革命志士刘运龙纪念碑揭幕(刘运龙是作者的外祖父)。

3、祖国统一,后继有人。

40年弹指一挥间,那个先行先试横海归来的刘大刚老人仙逝了,母亲也从盛年步入八十古来稀。随着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部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闸门,两岸同胞的探亲访友、交流、合作、旅游、投资已成常态,而当年先行先试者的脚步探寻的回乡路依旧那么清晰,回家的故事令人感动和回味。1979年发表的《告诉台湾同胞书》这封“家书”,根基于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着眼于台湾同胞的福祉,顺应了民意,应和了台湾同胞回家的脚步。

伴随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我们看到了大陆在两岸关系发展上一直的主动与善意,见证了同胞音讯不通,来往断绝,喜泪相逢,到“两岸一家亲”。目睹了40年来两岸各自的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翻转性改变。

《告台湾同胞书》40年前的诸多思想和提法,在两岸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一得到应验和升华,变成造福两岸同胞的良策,带来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的变化,成效举世瞩目。这种成效,在当时是难以预测的。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和平统一方针实施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深刻指出 “历史不能改变,现在可以把握” 。

我们更应该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作出努力:把握5项主张,及时总结过去40年两岸关系的特点与经验,继续扩大台湾岛内支持国家统一的民意的基础;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为新阶段的两岸关系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继续搞好国家统一模式研究,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做出有益尝试。

作者:乔茵(民革深圳市委会委员、祖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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